个人艺术的突破和自我否定后的重新选择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艺术家内心各种观念的拉锯式角力常常使一段时期的表达变得模棱两可甚或含混不清，当代艺术资讯的发达、视野的拓宽无疑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多元的参照背景，多种价值的交叉作用所造成的干扰也是极具挑战性。这种矛盾状态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危机与时机并存的临界点，艺术家的眼界与对当下艺术状态敏锐的判断力将深刻地影响艺术上的选择，但最终是取决于艺术家个人的学术立场。任何柳会主义的短期目标赤裸地把艺术当成了廉价的一次性消费后把自己廉价地出卖了，他们刻意回避了艺术创作中深刻的矛盾，因为他们自己的软弱使他们在这一切矛盾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杨培江的焦虑来自于他创作中的矛盾，来自于对艺术界喧嚣的当下的一种困惑与疏离感。当他从早期那一批描绘潮汕平原乡鲆，以田野与家园为主题的牧歌式的作品蜕变为综合媒材的实验时，这种转变既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也有其难度。作为对杨培江的了解，他的家园情结是挥之不去的。潮汕平原既是他生活的背景，也是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源头，潮汕人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于斯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是非常明显的，农耕业发达的平原的相对安稳丰足的生活使这里的人有着一种乐天知命的通达。杨培江的早期作品在跃动的色彩与率意的笔触中，在充满阳光气息的山村田野里把家园的热爱之情自由地挥洒。家园情结是杨培江内心一个隐秘的梦，他不断地描绘一个与理想家园有关的梦，不断地为自己圆梦。这一系列的作品成为他极其个性化的个人叙事，也为他曰后创作的转型埋下了若干伏笔。对水彩材料的运用上，在杨培江早期的作品中已体现了他对材料的敏感性，在水与色彩运用上、笔法的处理上已充分地体现了他个人化的主张，他努力地摆脱水彩材料在学院领域的某些习气和应用法则，充分发挥材料的灵活性与偶发性，结合中国水墨的笔墨技巧与线条的东方韵致来营造一个苍莽、充溢原生生命活力的乡野空间。

　　个性化的个人叙事如何去契人当代艺术的文化语境正是杨培江所必须去面对的问题。作为艺术作品当代性考量的标准是艺术作品如何对社会、文化作“此时”的发言，如何去拓展媒材表达本身的可能性，以至于去突破媒材表现的固定领域。个人化的家园叙事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抚慰了个人情感上的需要，在审美的愉悦上可以获得广泛的共鸣，但这一题材领域并没法深入地体现杨培江对艺术的多层次的思考，无法达到艺术上的深层的学术目标。为了在这种矛盾中寻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杨培江在近期的作品中，在个人创作的逻辑线路里，转向对媒材表现的可能性的探索与实验。

　　水彩材料的表现力和在当下的观念转换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这一事实和对水彩材料的历史性成见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偏见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艺术界及学科领域的充分重视，这也使水彩材料表现中的问题受到关注，因为他策略性的把水彩材料问题最放于整个材料实验的话言系统当中，这使他的媒材实验能够进入一个开放性空间进行操作，从而使实验的评价进入整个当代艺术的评价系统当中进行有效的定位。2001----2003的这一批转型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杨培江近期的思考路向，他采用综合材料(水彩纸、水彩、水粉、宣纸、布、碳精粉等)并采取各种方法(泼、洒、滴、吸、刮、划、拼贴等)来应对材料的特性，寻找材料表现的各种可能的视觉效果。手法的多样性最终目的是激活材料的活力，使材料的被动运用转化为“材料的自觉”，让各种材料在艺术家促进的互动中碰撞、交汇、渗透和转变，材料的互为因果充满各种非常特别的偶然效果，画面上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效果敏感地转化为艺术家的个性化发挥，从而也引发了艺术家在材料应用上的新思考。当材料之间的随机性效果产生以后，再在已产生的图象里的内在形象，并利用线条固定了形象，在色彩的安排上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作品的题材多为人物，在斑驳而迷离的氛围里使这些生命个体带有迷幻的气质，生命在此时此刻变得若即若离(这应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在当代的图式里却读出一种东方式的古典意味来)。这一批作品体现了杨培江对材料的敏感、对画面效果的恰当把握和在对材料语言进行当代性表达的改造时的深思熟虑。

　　杨培江是一位低调的人，内心的焦虑并没有过分地写在他的脸上，他总是用一种平静而隐忍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艺术中的种种难题。艺术对于他来说是生活与个人理想中间的制衡点，他必须认真地对待。他从来就不是投机取巧者，百分之一百的工作要投入百分之一百的精力，艺术中从来就没有一条传说中的终南捷径。这也许是他个人内心坚持的信条。冠冕堂皇的荣誉对于生活只是一种昂贵的致幻剂，得到它的代价是身心双重的不自由。杨培江应该了解这些。即使他内心有众多的矛盾和纷扰，但他最终也必须回到艺术之中。诚如他对自身艺术的重新定位和实验其实也是他缓解内心矛盾冲突所必须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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