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半年前就常常听朋友说起杨培江，言谈间似乎说他是个为艺术而对现实实行坚壁清野的人，眼前就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张干瘦的、头发稀疏、面容憔悴的脸来。在九届美展上，看到他那幅《下坎村人过日子》,抢目的绿色、不顾一切的光和影、任性的点彩，在一幅幅小心翼翼精心描构的作品中间，显得那么地漫不经心，心下就有些疑惑：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就去见他，爬上教育学院七楼，在那间杂乱而宽大的画室里，笑着起身相迎的人，却并非想象的样子，他站在一束穿窗而入的阳光下，身材魁伟，神情爽朗。我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样的人真实行坚壁清野起来到底让人放心一些。

　　画室很大，几十个平米，地上案上，完成未完成的油画水彩，零散堆着挂着，色彩在那里耀眼地闪动，大摇大摆地铺张开来，初春的花一样地迫不及待，不由得人不侧目而视。它们绚丽而欢乐，是大块的唱歌着的色彩，这些画与我设想中的情形相去甚远，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其实活得比谁都简单快乐。面对繁华拥挤的金园路，杨培江向后退出一步，在这个安静的画室里，在线条与光影交织的的世界里，像个专心致志的孩子，一心一意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杨培江不喜欢别人说他隐，但他站在现实的角落，面向都市的浮躁，事不关己地笑笑。他那样笑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遥远的神情，那刻，其实他离我们的现实很远。 “实际上我非常感谢生活，觉得自己真是幸运。”杨培江说，语气淡淡的，好像说着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我一听，忍不住侧过头去，看到的却是一张平静的脸，上面有说不出的淡定表情。这样一句平常的话，好像已经很久不曾听人说起，我们早已习惯不断地获得和对一切不屑一顾，早己习惯向生活无理取闹和永不知足地索取，我们常常在尽情享乐的时候忘记了活着的真相，我们奔波的身影挤满了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总是没有空闲停下来好好地面对自己，杨培江的从容是这么地让人妒嫉：倾听自己心底的节奏，做一个对生命心存感激的人。在杨培江眼里，灵感闪现的瞬间所获得的创作的快乐便是生命最大的恩赐了，当画笔随心所至地驱驰时，自然便在面前无边无际地铺展开去，那是一种宽阔美好的生命场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呼吸，它或许是爆发的也或许是平静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一刻心底的那分满足和幸福真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他说，凡高活着时其实是非常幸福的，虽然他受了许多苦，可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谁也无法阻挡。

　　说起十九世纪的印象派，杨培江掩饰不了一脸的向往神色，那时候布满画廊的巴黎，通宵咖啡馆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狂热的激情以及自由的空气――所有这些，都是他所羡慕不己的。在杨培江的画里，我们不难发现印象派在他身上落下的痕迹：大胆的着色、理想主义的光芒、任性的直觉。然而他自己却并不刻意去模仿或表现什么，在他看来，绘画是一种命定的事，而他，往往是既不能摆脱也不能把握或预见自己将会画出些什么，抑或将能画出些什么，对创作的宿命的承认使杨培江的坚持在现实中显出一点悲壮，然而他的神情仍是淡淡的，看来，画画才更是他与生俱来的宿命，而他从小就承受了这一宿命，心安理得且自得其乐。

　　早先听说杨培江惜画如命，见到的情形却是他连作品起码的拍照存档都做得吊儿郎当，要看他某一时期的作品，是非要翻箱倒柜搞得满头大汗不可的。这个人对自己的作品是绝对的喜新厌旧，好在他不断有新的主意和创新，不断有新的尝试和思考，最近几年中，我们便目睹了他的从激情到平和、从直面生死的狂乱到贴近生命的从容的蜕变。对杨培江，有一句话倒是蛮适合他的：最好的永远还没画出来呢!

　　他散乱挂在几只画版上的近期作品，望去一概是欣欣向荣的夺目，具象的人与景，欢欢喜喜的红黄青，看去总让人疑心里面有着某些深意与涵义;可是杨培江立即矢口否认，说是近期的这一个系列，正尝试新的绘画形式，画面的情节其实是无情绪无意义的，希望传达出一种透明的感觉与清脆的视觉效果。这或许就是他所说的理性思考的一个尝试，我笑着一边听他解说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想，其实他表不表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停地画，永远满足，永不言倦，像这一刻一样，在阳光下挥着手，喜悦而兴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态度。

　　艺术在杨培江眼里，从来是崇高的神，完美无缺且高高在上，他是它一辈子毫无怨言的信徒。创作的时候他喜欢听宏大的交响乐和抒情的歌剧，旋律的多变与音质的纯净给他带来美好的生命感受。所谓的“深林人不知，隐者自愉悦”就是这样的境况吧。

　　秋天在十月已经是色彩斑斓了，自家门前的紫荆花开始在阳光下摇摇曳曳，微风吹来，窗前便弥漫着阵阵粉红的清香，就想着该让杨培江来，这样沉静美满的时节，深深地生长于他的画里面，才是最永恒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