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绘画成长路上，总会受到某个画家的影响，我在年轻时就受到米勒影响。也许是天生对田园自然的敏感，或是与所受教育有关，以往都认为对生活的表现就是对农村进行描绘，生活就是农村，都市并不太被纳入表现的范围。那时对米勒绘画的喜欢真可谓着迷，我能敏感到画面的各种细节，逆光草地，村屋石墙，黄昏河中鹅群泛起的片片粼光，恍惚间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有时连画面的原有情节都忘了，整个人都融入到米勒画面特有的苍郁中，那浓浓的田园气息和宗教感深深吸引我。一个人最早接触的画家对他以后成长是有着巨大影响，当然这种选择也与他的兴趣有关，对某个画家有一种认同感，更是你当时内在的某种心理需求有关。尽管现在已经接触了很多新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但我仍觉得米勒的画面是心中最温暖的回味，每每重温，仍会唤起对那个时期的怀念，它穿越时间的幕障，有着某种人们所共同向往的诗意和人文。米勒并不在于对绘画形式语言上的探求，是一种内心的、很从容很自然的流露，与他的生活体验有关。我当时还受到一位苏联画家的影响，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这个人很传奇，受到旧式俄国的美术学院的教育，十月革命后在一个农村公社当书记，长期作画在农村。当年刚毕业时也想到某个乡村去，当个小村官，生活在农村，作画在农村。但脆弱的心灵总不敢迈开这小小的一步，至今仍身居都市遥想远方那片山村。这种心态也决定了我对惠村的选择，在后来的二十几年，我每年都有三四个月在惠村生活作画。实际上我对这些画家的认同，一方面也是向往他们那样的生活状态，崇尚自然，生活在乡村，与自然靠得很近。这种认同是一种本能的、感性的，当时并没有太多地去了解他们绘画的文化意义。

　　在早期绘画中，梵高是我关注的另一位画家，他对生活的热情和坚韧的意志成就出一种纯粹的画面，影响了一代人，成为崇高的符号。他令我懂得绘画与激情和表现有关。梵高本身就有一个传奇，他的绘画真的是燃烧生命得来的。纵观美术史，很少有画家象梵高那样情绪饱满并严肃对待绘画，也许是因为梵高艺术生命较短和性格的原因，才能持续这种状态。许多画家在整个艺术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随地吐痰，出现一些应酬之作，甚至在毕加索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唯有梵高对绘画的状态始终如一，他对绘画的态度已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他作画时或许是一种癫狂状态。一直以来我所关注的都是一些倾向表现性的绘画，主要是适合我个人性格。受到某个画家或风格的影响，与你某些经历有关，某种情绪会让你在绘画路上碰到某个画家，正如当年“遇到”苏丁。96年，一位与我在乡下一起画画的学生病逝，后来就葬在惠村四百岭山上。一个长期与你一起画画人，一下子没了，对生命渺小和脆弱的感悟是非常直接和强烈，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内心有着悲伤和愤怒的需要表达，这种情绪也把我带向苏丁式的狂野画风。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表达，也就是自己的气场还不够强大，很容易被其他质量大的画家吸过去。回过头来看来那个时期的作品确实有某种痕迹，但现场写生的情绪化灵动和偶发情绪会过滤掉一些模仿的痕迹，也记录了那个时期的心境。

　　随着西方当代艺术大量传入中国，也了解到绘画所面临的困境。装置、影视等新表现媒介的普遍使用，对绘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迫，一时间令人感到无可适从，甚至有些惶恐，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所做绘画的文化意义，似乎觉得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当时由于对当代艺术信息的认知主要来自于文本和网络，这种体验更多的只是一种资讯而以，难免有些误解误读，同时文化自卑心理也放大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力。近年来，我所在的学院与外界的交流多了，也接触到一些海归的教师，还有自己创作实践中的体验，对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媒介使用有更深的了解。在当代文化场景中杜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天才创造规则。杜尚做的那些东西我倒不是喜欢，我所感兴趣的是他对艺术的态度和气魄。你可以说他开创一个新时代，也可以说他引发了一段混乱的艺术史，反正目前的当代艺术就是如此多彩而又混乱。杜尚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觉得杜尚解放了艺术，或许杜尚解放的只是他自己，我们是否放大了杜尚的影响，也许他的某些做法只不过是某种雅皮士的游戏。

　　前些年我做了一些综合材料绘画，也开始留意德国的基弗。现在看基弗的作品可能有人会觉得太过沉重，有点老气，但在我看来当代绘画中在今后能留得住的应该就有基弗。当代的绘画中鱼目混珠的东西太多了，就象一场文化狂欢，大家都来爽一把，这场盛宴过后究竟能留下什么?也许狂欢就是目前一种正常的状况，只因身处其中一时很难对眼前的纷乱做出清晰的判断，也许要等到大潮退去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相对来说，德国人的艺术是较有责任感，比较严肃。相比美国当代艺术我更喜欢前者，也只有美国的文化环境才能出现象摔盘子的施纳贝尔，他更多的是一种样式游戏，制造一种机巧的视觉效果，看第一次遍可能觉得新鲜，但带出的意义似乎不太多。有时我觉得基弗有点像贝多芬，他们所关注的是人类所思考所向往的一种状态，具一种精神的力量。现在，我并没有感到受到具体的那一个画家特别大的影响，更多的是关注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发展。看作品，更是留意作者的态度，作品确实能传达出信息——作者的气魄、生活的态度，若画家对当下文化和人生有独特的感悟，他的造型，他媒介使用、表达方式，肯定与他人不同。毕加索曾说他吐个口水可以让人去装框，一个心态如此爆棚的艺术家他所传达出来的图像肯定是独特的。

　　一直以来艺术功能就各有说法。毕加索说绘画是武器，马蒂斯说绘画是安乐椅，杜尚说艺术什么都不是，他们生活状态本身就很不一样。马蒂斯在一战的时候竟然跑到法国南方去，持续他的绘画，继续摇他的安乐椅，战争的残酷并没有在他的绘画里面得到多少体现。而塞尚对绘画的焦虑，令我们看到塞尚可爱的一面，他对每一笔总是那么犹豫，令观者也分享了他的迟疑。在一些教科书总喜欢分析塞尚绘画里的所谓什么四度空间散点透视之类的技术性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有点无聊。一个画家最关键的是个人精神气质的流露，你能从作品窥探到一种内心的活动，达到一种交流。

　　我不喜欢现在的那些纯粹于样式机巧的绘画，正如目前所盛行的波普倾向的绘画那样，尽量寻找一个样式，与生活体验无多大关系，人云亦云，自圆其说，赋予某种所谓的观念。现在大家都大谈观念和当代性，观念就象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当代性和观念性，把大家弄得惶惶恐恐。当然当代绘画是需要观念支撑，如果你有了一种态度，内心强壮了，这种气息自然会流露出来，画面会有一种新的气息，也许就是一种绘画的观念。绘画是很难像文字表达观念那么精确表达，高更的那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确实有很强的观念表达，但或许就是这一标题给人们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引导性伏笔，使观者得到这方面的暗示，如果没有这段文字的话，我觉得它只是一幅原始风味、异国风情的表达，一种幽幽的神秘感而已。绘画的观念化已把我们搅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历史上许多画家很难对他们进行归类，如巴黎画小画派的莫特利安尼，他与当时的画风及主义并没有多大关系，独来独往，留下几十张油画，画完了就回去了，特别诗意、空灵，为绘画注入一股贵族的气质。反观当前的一些画家的所谓当代性，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当代的气质，有些作品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壳，而不是一种对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敏感的精神表达。

　　当代艺术更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个人的体验表达比较少，似乎人的内心并不需要安抚。现在跟年青人谈崇高和理想，他们会觉得可笑，但这些却是人的终极向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种解构的时期，对以往某些规范和权威的反驳是有必要的，但不可能一直这样打下去，解构的目的是建构一个新的秩序。近年来已有一种回归的迹象，但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当代艺术出现和发展是一种必然，它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魔鬼之类的那么不可理喻似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新的表现形式。目前的困惑只因我们身处其中，很难做一些清晰的、客观的梳理，若干年以后，回过头看，才能知道那些绘画能留得下来。实际上，美术史中众多的大师真的能留得住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如文达芬奇、伦勃朗、莫奈、梵高、毕加索、杜尚，就这么几个人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艺术与生活有关，但是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每个人的判断都不一样，还有就如何传达，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阿Q正传》中，阿Q要对吴妈表达爱意就只会说：“吴妈，我要困觉”。尽管阿Q也是很真诚，却把美好的情爱表述得像动物交尾的本能。同样艺术的表达也需要技术的支撑，技术有时可以成为存在的条件，甚至可以转化为形式。象任伯年、黄胄，这两位是我较认同的画家，他们都是技术的高手，刀光剑影，但任伯年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被认为缺乏书卷气，而我却更喜欢直接一点的、本能、相对草根的，甚至是某种江湖气习点也无所谓，任伯年的那些线条和造型的功力就算放在今日也会令许多专业人士感到汗颜，当然单纯谈论任伯年线条造型是低估了他的意义。黄胄也是一把技术好手，可能我们是做专业的，我们对他绘画中的技术含量更敏感，黄胄有着他对生活的激情和表达伶俐的一面，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通过大量写生的积淀，当他技术达到很高的时候他感悟一种道，撕破了水墨、笔墨的障碍，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技深悟道。也许有许多人认为黄胄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把速写转化为水墨，但我个人是他的功力所折服。就好象武者手掌劈砖，黄胄可以轻松的劈断八块砖条，大部分人很吃力的只能劈断一两块。尽管艺术不能简单地用技术来衡量评判，但在缺乏观念表达选择的场景中我更愿意选择技术，而不愿意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所谓笔墨精神和空灵境界。以上所说，包括对一些大师和美术史上的一些人物的这种判断，更多的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也是个人的理解，只能说是从感觉到感觉，没有在学理上进行深入推敲，可能会出现一些偏颇。但我的更习惯相信一些感觉，也许是画画人的思维方式。当然从学理上对某个画家的定位，更多的是考虑它在某个时期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来归类和定位，我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和绘画出发，选择和吸收的都是感性的，这种感性对我个体来说，是真实的。

　　杨培江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