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培江的叙事以饶平惠村为原型塑造出一个与个人伦理有关的村庄——杨家村，他通过一种个人化的、细腻的叙述方式不断地重构惠村的野史与传说，随着个人叙事的深入，惠村的现实必然慢慢推远为背景，淡化为一种经验，一种规定在特定时间与特定人群之中的经验。这就说明惠村在杨培江的创作中正在慢慢地丧失原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蓝本的作用，而原来杨培江曾经沉浸在其中的那段惠村生活在个人的叙事技巧逐渐成熟之后及时过境迁后变得毫无意义，画的是不是惠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杨培江创作的。杨培江是否还会像他二十多年前那样去体验惠村生活，那种可能性接近于零。为何作此判断，原因在于杨培江已经不需要惠村或者说惠村已经没办法给他带来更多的灵感和情感上的寄托。所谓的超越，残酷点说就是一种离弃。

　　经验——虚构——象征，杨培江完成了一次技术性转换，他在精神空间里重新生成出一个新的村落，一个充满人性象征的村落，这些最为本然的人性夹杂着戏谑与抒情形成了一个个的生存现场，形成了一个个的精神现实。

　　从杨培江的身上，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一种技术性极高的叙事技巧，还要进一步了解他在打通媒材间的隔阂及差异性的能力。他的跨媒材的创作，其实提出了一位艺术家创作具有多大可能性的问题。

　　每个人的创造力其实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当下艺术界的通病之一就是过度追求风格化和符号化，虽然说风格化和符号化的确可以很快的获得某种认识并带来一定的市场利润，但对于艺术创作的整个精神格局的拓展并没有更大的促进，社会的价值混乱常常会使人把手段变成了目的。关于创造力的问题其实与每一个人有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扼杀创造力，为什么童蒙时期那种天马行空的大无畏精神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在突然间消失了，每个人这些看不见的天赋究竟在哪一个时间的间隙里遗落的。这种扼杀力量来自于哪里，是社会?是环境?还是那个漫无边际的市场?

　　在杨培江这一批水彩作品中，保留着“杨家村”的精神象征的同时也保留着在运用、转换各种媒材创作时的辩证关系。对这种微妙关系的探究进一步确定了杨培江作为个案研究的意义。

2011-9-3于广州下渡路